[专家视点]专家认为政企“利益探戈”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根源

 

   当前，受现行财税体制及官员政绩考核机制的影响，各级地方政府不自觉地与作为投资方的企业，共同表演了政企一体的“利益探戈”。山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山东省财政厅企业处副处长张宏亮分析认为，目前我国钢铁等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是由政府与企业联手促成的，动力源自一种非理性的“ＧＤＰ冲动、财税冲动和投资冲动”。

    （小标题）“顺周期”引发投资“羊群效应”

    翻看辽宁、山东、江苏一些县级政府的“十一五”规划，钢铁、水泥、煤炭等产能过剩或资源消耗型产业仍成为重点发展的领域。最近，鲁西地区有的县仍将发展煤炭作为工业强县的重要手段。山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认为，山东西部以农副产品为比较优势，应重点发展生态型产业，慎重发展煤炭及煤化工产业。但是，因开发资源更容易，于是形成一种“悖反”：越是需要保护的保护不起来，人居环境走向恶化。这一投资趋势充分表明，生产上的“顺周期”效应正在扩大，并形成资本市场的“羊群效应”，直接导致某些行业出现投资过热。

    张卫国说，我国市场投资率从１９９８年宏观调控以来持续上升，从３０％上升到现在的４０％。在这种形势下，投资增长速度居高不下，又导致整个大生产环境的“顺周期”。尽管经济专家指责经济过热，须压缩投资，虽然国家砍掉了铁本项目，砍掉了一批开发区，但投资惯性仍在。２００５年全国经济增长９．９％，总体增幅有所回落，但仍然是历史高速度，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不协调。近几年，银行与企业间也存在“顺周期”。企业市场越大，经营效益越好，银行越愿放贷，致使部分行业泡沫越来越大，金融风险随之加大。而且，相对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更容易贷到款，因而更加“顺周期”。张卫国认为，宏观与微观紧密配合推动投资非理性地加快，必然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这一投资“羊群效应”，具体到我国东部沿海省份，还有深层次的原因。２０００年以来，因国内劳动力等生产成本较低，国外以中间产品为主的制造业向我国转移，制造了红火的生产大背景。期间，外商流入中国的资金越来越多，使中国成为近年来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东部沿海包括东三省制造业的复兴，使得外资注入加快，也助推了全国范围内的产能过剩。

    （小标题）政府与企业如何“勾肩搭背”

    据记者调查，当前自上而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追赶意识、跨越意识没有改变。受宏观调控影响，虽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经济基数增大了，发展的“迟滞效应”仍在。其中，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中最大的增长点，与上百个产业相关联，直接拉动钢材、水泥等行业加快发展。

    张卫国认为，在本轮产能过剩中政府与企业“勾肩搭背”，互有所求。国家对房地产等行业的政策变化，将直接关系今后钢铁、水泥等行业是否继续出现产能冲动。政企“利益探戈”是如何跳起的呢？首先，对企业家来说，最敏感的是市场和利润。尤其是在当前我国地方上发展经济仍没有脱离资源加工型的情况下，企业只要拥有了资源的开发权，不管市场价高价低都是一本万利。这时，只需政府一个红头文件，只管眼前不管“下一个小时”，更不管能耗比和产能比。这种带有极端自私性的经济人的利润理性，直接带来了宏观经济的非理性。

    其次，地方政府为取得经济发展的政绩，也有求于企业的投资。于是，源自企业对市场预期的高指数，也促使地方政府热衷于上新项目。而有时这些项目往往是对环境发展极为不利的，以资源的巨大浪费为代价的。正是借助于政府的这一需求，企业可以轻松获取优越的投资环境。

    目前，政府为企业提供方便的渠道有：一是给企业提供担保，比比皆是；二是通过游说与博弈，从政治、政策上施压；三是不择手段，低价租赁转让土地；四是在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上，以各种园区的名义，实现土地、能源、原材料、资本成本“四低”，向纳税大户倾斜。另外还有非经济因素，如帮助解决城市户口、孩子入学等“亲商”服务。这样，地方政府与企业便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利益共同体。张卫国认为，其中最大问题是国有土地等资源产权约束不清。如土地虽收归国有，但使用权在地方，地方上有土政策。被占土地的农民应有价格谈判权，但实际上在政府的施压下显得苍白无力。正是这些廉价的土地成本，让一些企业供助政府权力资本一夜暴富。

   （小标题）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亟待理顺

   业内分析认为，导致以上政府与企业非理性表现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企业是为了生存而扩大规模，而政府首先要考虑当地就业、税收，山东省财政厅企业处副处长张宏亮认为，其中财税体制的影响更直接一点。张宏亮说，当前“全党抓经济，重点抓工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是在抓工业。到基层县区，没矿产优势的，只能靠优惠政策吸引投资。政府是这样算账的：只要来了项目投资，就形成不动产，而且会创造产值、提供就业机会，并拉动本地相关产业发展。目前的财税体制与政治、经济体制都在引导地方不计后果发展经济。地方官员三年五年一换，地方上引来项目就是政绩，并能按比例提成。另外还有上头定指标的压力。所以，政府极力引导企业投资，有的项目甚至是顶风而上。引来的项目质量、结构难以控制。而企业是市场的责任主体，亏损了与政府无关。据了解，现在有的落后地区污染项目也能落户。

    目前，有的地方工业产值在县级占ＧＤＰ的７０％以上，在省级要占一半，所以必须上工业项目。尽管有的企业享受三年减免政策，但该收的税还收，只能返还地方该得的那７５％。返还时，是以政府扶持、创造环境、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等名堂进行的。张卫国说，这几年，地方ＧＤＰ发展快的，官员升得快。这涉及ＧＤＰ政绩考核机制，是由当前的财税体制决定的。由于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地方上不但乡镇财政困难，县级财政也举步维艰。钢铁、纺织等制造业可以征收１５％以上的生产性增值税，加工环节越多，纳税贡献越多，地方收入越多，因此越是当前受宏观调控限制的行业地方政府越支持，如此形成恶性循环。而作为终端环节的服务业税率只有３％－６％，所以服务业往往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短腿。